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属研究所包括考古研究所、古代史研究所、近代史研究所、世界历史研究所、中国边疆研究所、历史理论研究所等。

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的视角、特点及局限，新时代以来，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译著，涉及晚清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，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中国特色历史学“三大体系”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“三大体系”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（以下简称“5·17”重要讲话）中正式提出的。

这里所称的“三大体系”，系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的简称。

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，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历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（以下简称“三大体系”）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托。

对于中国历史学“三大体系”的建设问题，近年史学界已进行了广泛讨论，取得了多方面成果。

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，刘光临的《中国市场经济（1000—1500年）》一书从原来的英文译为中文出版，很愿意写几句话，表示祝贺，同时也略作介绍。

历史仿真”中坚持“如实直书”——历史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，近三百年西方史学的科学化、职业化和全球标准化，可谓人类知识史上绚丽的一章。

通常来说，近代西方史学的主线经历了从兰克为范式的政治军事史，到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，再到新文化史的转型过程。

如果我们追问史学全球标准化之后的新动力，或许可以拈出“数字转向”（digital turn）这一关键词。

构建中国特色城市法律史研究体系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，城市的出现往往与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。

城市建立后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，产生对规则和秩序的迫切需求;而法律则能为城市提供权利分配的依据，满足市场交易的安全，维护社会的秩序。

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历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，面对日新月异、高速发展的大语言模型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文学者的视野之中。

历史学家的态度出现了两个极端，可谓泾渭分明。

一种态度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屑一顾，揪住生成内容出现的一点小错误就大做文章，认为大语言模型完成的历史书写不名一文。

从理论倡导到研究实践：数字史学未来走向刍议，近年来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一系列数字化分析工具——各类文本、关系网络和地理信息分析工具不断出新，能自主挖掘材料并形成具有创意文本或视频的大语言模型、文生视频模型更是横空出世，数字技术似乎已能介入从史料收集、材料分析到文本写作和史实再现等全过程的史学研究环节。